纵观清末预备立宪的进程，可以看出，在关系立宪政体核心的责任内阁与国会问题上，以慈禧为首的执政集团担心权柄下移，总的态度是迁延推施以为缓兵之计，而执掌地方权力的督抚要员却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心。关于督抚赞成立宪的原因，虽然因人而异，但笔者以为，其中也带有一些共性，即主要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统治危机和个人危机。 

首先，因民族危机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是地方督抚倡导立宪的直接动因。庚子以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促进了统治阶级中开明人士的觉醒，他们开始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体制。日俄战争后地方督抚立宪论的兴起，本身就表明了督抚们从一开始便将立宪与救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岑春煊所云：“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政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①⑤］吉林巡抚陈昭常谈到奏请设责任内阁的初衷时也说：“实因目击时局之艰危，日甚一日，非著手于*之根本，无以图宪政之实行，非力求宪政之实行，无以系天下之人望。”［①⑥］更典型的例子是锡良。1910年12月，在东三省请愿人民的感召下，他再次代奏，请于明年开设国会，其中谈及请愿因时写道：“东三省自甲午、甲辰以后，受强邻之刺激，生国家之思想……复目观朝鲜亡国之惨状，其恐三省版图首沦异域，即万劫不能自拔。其切肤之痛，较之各行省有特别之危险，不能不有特别之请求。”［①⑦］此时清廷已经缩改国会年限并严令不准再言及国会问题，因此锡良的上奏要冒相当的风险，据《民立报》记载：“各枢臣对此电颇生恶感”，认为锡良“志在要挟”，主张将其开缺［①⑧］。锡良能够置官职利禄于脑后，真诚拥护立宪，不能不说是颗爱国心所致。从这一点上看，地方督抚倡导立宪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顺应历史潮流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地方督抚毕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赞成立宪，乃是希望藉此励精图治，挽救清王朝的统治。督抚们对朝廷上下*腐败的局面深为不满，锡良曾痛心地指出：“士夫习于奢侈绝少实心任事之人，朝野号为文明率多奔竞夤缘之习，狗苟蝇营尽丧其廉耻，釜鱼幕燕日逐于酣嬉”，长此下去，“恐上下交困将有土崩瓦解之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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