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督抚倡导立宪还与其个人的权力与地位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讲，督抚的个人利益与清王朝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如果没有清王朝，他们的权力也会化为乌有”［②②］。基于此，地方督抚最初与中央在立宪问题上是同心同德的。但随着清政府借预备立宪为名大行中央集权，积极收敛权力，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预备立宪作为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举措，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因此加强中央权力和统治力度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以亲贵为核心的清中央政府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却并不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本民族的狭隘利益出发，借机收敛权力，极力压制地方。早在官制改革中，就曾有人提出模仿明治维新中的削藩，将地方的财权、兵权一律收归中央。1908年，清廷将最具实力的汉族大员袁世凯开缺回籍，随后便在中央设立清理财政处和督办盐政处，企图收回地方的财政权。1910年又由军咨府派参谋官到各地督理军务，将目光瞄准督抚的兵权。清廷借预备立宪为名，以剥夺汉族督抚权力为急务，必然会引起汉族督抚的强烈反对，此时，君主立宪论便成了督抚手中的一张王牌。首先发难的是岑春煊，1907年他曾建议清政府设立上下议院“齐一督抚之心志”，即“寓下议院之制于都察院，以考核督抚，而令各督抚于年终派员来京会议于资政院、都察院，以讲求实政，而渐谋划一之法”［②③］。名义上设议院以监督督抚，但联系到此前官制改革中出现的中央集权的苗头，岑春煊的建议实际上是为了保住督抚作为一省行政长官的权力。如果说岑的用意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山东巡抚袁树勋奏请设立责任内阁，则将矛头直指中央。他首先指出，政府行为必须受到议院的监督，而今天国会未开，监察机关尚不具备，“为目前政府计，欲集权必先自负责任始，欲负责任，必自组织内阁始”［②④］，希望通过责任内阁与亲贵抗衡，防止中央权力过分膨胀，用意再明显不过。以锡良为首的十八省督抚要求缩短国会召开年限，虽主要出自忧国之心，但也隐含有联合起来与中央抗衡的意味，这一点当时人看得很清楚：“此次缩改国会年限之动机，盖有远因有近因也，其远因则因近年中央集权事事掣督抚之肘，督抚之不慊于中央之所为非一日矣，中央地方意见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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