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督抚与立宪派的关系为例。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督抚曾经给予立宪派和立宪团体以极大的支持，最明显的是经费方面。1906年，梁启超与杨度、徐佛苏、熊秉三等人筹划组织政闻社，熊集资十五万元，“其款大抵袁、端、赵（尔巽）三人所出居半也”［②⑧］。同年，岑春煊也曾出资一万元和年常费一千元，支持张謇创办法政研究会，即后来出台的预备立宪公会。然而，随着各省咨议局的建立，立宪派羽翼日渐丰满并开始对他们形成威胁时，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咨议局虽非完全意义上的代议机构，但毕竟是拥有立法权和行政监督权的法定机构，议员们必然要为争取参政权力而斗争。事实也正是这样，咨议局一经设立便十分活跃，所提议案涉及到预算、盐政、路矿、禁烟、禁*等多方面，直接干涉到督抚的行政权和财政权，于是在大多数省份，督抚与咨议局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督抚们千方百计对资政院和咨议局的权限进行严格的限制。两江总督张人骏对朝廷将官制交资政院协议一节提出异议，认为“设官系行政机关，君主大权所系，不在立法范围之内，似非议员所得与参”［②⑨］。四川总督赵尔巽则公然指出，议员的议政权是国家赋予的，议员和人民本身没有丝毫权利可言，“以资政院所应提议之件而咨议局提出之，则为上侵，以地方自治会所应讨论之事而于咨议局代议之，则为下替”［③⑩］当咨议局议员据理力争时，他们又常常以宣布停议相威胁。这些情况表明，尽管督抚认识到了立宪是有利国家、民族利益的，但当立宪*的推行威胁到一己私利时，他们必然会反对立宪、保全自己。 

立宪*的推行不仅与督抚的个人权力相矛盾，而且与他们企图维护清王朝的初衷也背道而驰，这就使督抚们日益感到无所适从。久居官场的张之洞曾忧心忡忡地指出，设立高等审判厅专司案件审理是切不可行的，因为一旦实行司法独立，而督抚无权过问，就会有人借西方法律放纵革命党人，“必致纵匪不办，州县法令不行，无从措手”［③①］。张氏担心立宪的发展将最终危及清朝的统治，这种担心恐怕也是督抚们始料未及的。事实上，随着督抚反对立宪，这种担心已开始成为事实。因为对咨议局的百般压制，必然导致立宪派更加强烈的反对，并促使部分立宪派和民众最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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