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毓贤一旦出任山东巡抚，列强发现他在对待洋教的态度上，与李秉衡、张汝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清廷命他“随时多方开导，务令民教相安”时，他坚决地表示山东“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相反，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是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12]。毓贤实际上拒绝了朝廷的旨意，他打出了“持平办理”的旗号，并一再以此要求下属[13]。应该指出，从道理上来讲，毓贤所标榜的持平办理本无可非议，但在事实上，在中外根本不存在平等关系的情况下，持平办理不仅做不到，而且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更大的纠纷，更何况从巡抚的言行举止上地方官都能读懂其“持平办理”的真意。

毓贤终于将张汝梅的把义和拳纳入团练的主张付诸实践，拳民打出了“毓”字旗，在民教纠纷中不能执行其“持平办理”政策的官吏（蒋楷、袁世敦）被撤换，据美国学者周锡瑞的研究成果反映，此时有反洋教者宣称：“他们是在依照山东巡抚的命令行事”，据说有山东官吏向教会透露，自巡抚以下各级官员有个谅解，即“在平息骚乱或解决教案方面别做任何事情”。“不管在什么场合，教民都将被视作肇事者”[14]。这些材料大多来自西方教会，可能有夸大之处，但从毓贤上任仅仅数月，就引起列强驻华公使的一再抗议来看，毓贤确实有袒民抑教的倾向，最后，连平时对教案不大发言的美国公使也出面警告清政府，要求撤换毓贤，中央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军机处指责毓贤“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15]。而实际上，义和团运动之火已经点燃了。

曾有野史谓毓贤“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治盗之宗旨相背驰，诚不知是何肺肠矣”[16]。笔者认为毓贤的转变不能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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