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毓贤离去，山东义和团的黄金时代也已过去，其在任的短短八个月期间，点燃了义和团运动之火；又过了八个月，他被清政府和列强一致指为“酿祸之魁”。

三、裕禄与庚子事变

裕禄对庚子事变的影响，是个长期以来未受重视的课题。这也难怪，在事变初期，他作为直隶总督虽主张过剿灭义和团，但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主剿派；他后来虽向义和团下过跪，又为之打开了军械库，但人们一般也不承认他为主抚派，总之，他像个飘忽不定的影子，难以捉摸。

但若因此忽视了裕禄对庚子事变的影响也不客观，因为直隶是事变的中心地区，而裕禄 毕竟是这里的总督。所以当时就有人评曰：“团祸初起时……独裕禄一人可以救之，而昏聩异软，卒酿大乱，一死诚不足以蔽辜也”[20]。此论认定裕禄负有首要责任，似乎言过其实，但若深加思考，可信绝不夸张。

昏聩异软的裕禄在官场上可谓春风得意，他出身于满洲官僚世家，以门资出仕为官， 1874年任安徽巡抚时，“年甫逾三十”。曾任四川总督、军机大臣、礼部尚书等职，显赫一时。但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上却没留下什么足迹，可见是一位善于做官而怯于做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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