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这种认识来指导工作，就会出现偏差。其实，无论民教，均为清朝臣民，民教冲突，也不完全是一方的责任。李秉衡、张汝梅将人民与教民的关系视作水火不容，甚至要求外国势力严格约束中国教民，只能产生不利于国家的结果。在洋教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的情况下，作为一省督抚，不去探讨如何缓和民教关系，而将责任一股脑推到教会和教民身上，这能说是对王朝负责任的行为吗？在反洋教运动中，很多“口角细故”之所以最终“致酿巨案”，就在于士大夫和地方官对民教纠纷不但不加调解，反而火上浇油，推波助澜。根据李秉衡、张汝梅的态度，联想到这一历史，就可信义和团运动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二、毓贤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1899年4月，毓贤补授山东巡抚，他在东省为官20余年，从基层干起，终于开府封疆。当时，民教矛盾日趋尖锐，中央方针暗昧不明，两任巡抚的前车之鉴，将对毓贤产生哪些影响？他将如何施*鲁？

此前，毓贤做过曹州知府、兖沂曹济道、山东按察使等，其最大的政绩是“治盗”。鲁西南匪患由来已久，屡治不绝，令统治者头疼不已，毓贤采用严刑峻法，大加杀戮，“不分良莠，岁许共杀二千余人”[11]。结果确实使治安情况有所好转。对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他也从不手软。面对19世纪末山东层出不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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