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世纪末，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在表面上尚未做大的调整，但因引渡康梁失败和在废立问题上遭致列强干涉，在最高层中正涌动着一股更强的排外暗潮。端王载漪之子溥儁因为列强的不承认而无法取光绪帝以代之，只好暂且屈居“大阿哥”之位，以图徐篡大统。载漪眼睁睁地看着荣华富贵可望而不可及，恨极了洋人，这种情况下，把宝压在载漪身上的毓贤首先将打击矛头指向洋人，实际上是欲立拥戴之功。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是，列强越是痛恨毓贤，他越容易获得载漪的青睐。

1899年11月21日，清中央密电各省督抚，通告了中外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17]。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万不能允之事”指的不是割地、赔款，而是不便明言的列强可能对慈禧 “训政”局面或废立计划进行干预。在这种形势下，经过惨淡经营方位至封疆的毓贤难免不去投机。他是一个不循常规、敢做敢为、有能力、有政绩的官员，也是一个会做官、善投机的政客。在“朝中视线均集于该邸（载漪）”[18]的情况下，他难免不去逢迎。关于毓贤与载漪等人的秘密关系，虽没有第一手的资料说明，但野史中记载不少。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冶盗之宗旨相背驰”这一180度的大转弯。

1899年末，面对山东日益严峻的形势，列强公使向清政府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清政府被迫命毓贤来京陛见，巡抚由袁世凯署理，临行前，出于对前程莫测的畏惧，毓贤下令杀害了山东义和团的著名首领朱红灯和本明，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毓贤的投机。

作为敢与洋人为敌的英雄，毓贤在北京受到了载漪等顽固派的欢迎，他“在京结徐桐、刚毅等，多方煽惑，自称为拳首，并捏称义和团不畏枪炮，一派虚言，遍传都下”[19]。这使顽固派受到振奋，并推动了中央方针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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