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结束了中国政坛自甲午战争以来迸发出的活力与*，一切又回归于表面的平静，但实际上严重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阴影在社会各阶层的心中都挥之不去，人们普遍困扰于一种浮躁与不安的情绪。民教矛盾开始激化，教案不断发生，山东成了矛盾的中心，并很快波及直隶。到1900年春，持续的干旱加剧着人们心中的浮躁。据《天津政俗沿革记》记载：“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21]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变故，已经不是神佛口中的预言，很多人己经切实感到了大动荡的种种前兆。

假若李鸿章仍督直隶，历史或将改写，以他强硬的作风、崇洋的*立场、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兴名臣的资格、洋务首领的地位，他自会起而应对，不会坐视局面的失控。但裕禄不是李鸿章，他没有主见，关键时刻他把目光移向了北京，总是猜测主子的意图。此时的清廷差不多已是顽固派的天下，他们痛恨洋人打破了其天朝上国的梦幻，惊扰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加之戊戌政变后洋人“干涉内政”的私仇，更是恨极了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22]。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也深知洋人的厉害，所以也不敢轻于一掷，从而陷入了“情”与“理”的矛盾之中，针对各地层出不穷的教案，也是莫衷一是，一系列前后矛盾的上谕就说明着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可以向朝廷剖陈利害，请求断然处置，也可以利用朝廷政策上的摇摆，先做了再说。一般情况下，如果中央的政策忽左忽右，地方督抚的活动空间就会变得大了起来，其对中央政策的影响力也突出起来。于是，我们理解了前文所引的“团祸初起时……独裕禄一人可以救之”的论断了。的确，他有权力、有实力、有责任处理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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