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甲午战后，顽固派开始得势，顽固派的思想主张是山东巡抚对外政策转变的思想因素。

在洋务运动中，顽固派提出过一个颇有影响的口号：“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如果抛开其反对自强新政的别有用心，则应承认其在立论上是无懈可击的。而且，随着清王朝的日见沉沦，“人心”的重要性愈发显得突出起来。甲午战后，顽固派得势，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中有人重新强调“人心”，并获响应。从李秉衡开始的几届山东巡抚多次强调要“固结人心”、“固结民心”[2]，并把护民抑教作为改变“民气遏抑太久”[3]的局面的途径，以期为这个没落的王朝拓宽一些社会基础。加之他们本来就对西方的*、文化持反感态度，于是，持一种强硬的对外立场也就是自然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1896年，李秉衡在令人困扰的民教纠纷的处理中，首先大胆地将纠纷归咎于教会方面，他指出：

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藉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己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愤。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4]。

1898年，东抚张汝梅上奏朝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