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编书而外，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据载，太祖于“万幾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6]。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7]。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臣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8]。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9]，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10]。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幾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11]。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12]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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