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21]并且，四阁的命名不仅涵蕴了古代典籍的丰富浩瀚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提醒人们要善于沿流溯源，找到读书治学的途径与方法。乾隆帝说：“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22]就此而言，文渊阁的名称虽然沿袭明代，但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却得益于乾隆帝的重视和阐发，更渊源于中国古代丰富的典籍与灿烂的文化。
三、官制职掌与典藏管理
文渊阁建成之后，乾隆帝极为重视，他看到四库馆呈进的《永乐大典》辑本中有宋代程俱所撰《麟台故事》一书，“所载典掌三馆秘阁书籍，以执政领阁事，又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颇称赅备”，立刻想到正在编纂的《四库全书》以及刚落成的文渊阁，因下令制定文渊阁官制职掌以及将来阁书管理章程。四十一年（1776）六月，乾隆帝在谕旨中说：“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批阅厘正。特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弆之，以充册府而昭文治，渊海缥缃，蔚然称盛。第文渊阁国朝虽为大学士兼衔，而非职掌，在昔并无其地。兹既崇构鼎新，琅函环列，不可不设官兼掌，以副其实。自宜酌衷宋制，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同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曝，虽责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其每衔应设几员，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定议，列名具奏，候朕简定，令各分职系衔，将来即为定额，用垂久远。”[23]于是，大学士舒赫德召集吏部及翰林院有关官员，详细商定文渊阁官制职掌及各项管理章程。鉴于“文渊阁为图书之府，典籍充积，视宋三馆秘阁，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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