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仍然被描绘成章学诚所形容的“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或如梁启超所批评的,一如“化石”。
随着视野的转换和研究的深入,7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率先在乾嘉学术研究上提出突破性的创见。余英时提出“基调转换”概念,批评“好像汉学完全不表现出任何思想性(义理)”的偏见,指出:“尽管清儒自觉地排斥宋人的‘义理’,然而他们之所以从事经典考证,以及他们之所以排斥宋儒的‘义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儒学内部一种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7]他还深入的剖析到:“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在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之中。相反,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好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8]尽管余氏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戴震和章学诚,但他的见解无疑为乾嘉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论。
199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了张寿安女士的新著《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在这部著作以及与这一著作相关的其它论著中,寿安女士提出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并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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