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名为‘情性学’,以示相捋于宋明‘心性’之学,并以 ‘清代情性学’与‘宋明理学’作为儒学长期发展中两种不同形态义理范式的代表”。其二,着重论述清儒所务力发扬的经验价值,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所必须的“价值转型”,是儒学得以完成早期现代化的内在依据。张丽珠教授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虽然别开生面,但似乎过于偏重于理论建构,其“乾嘉新义理学”的产生应是“被期待的”的论断则具有显然的目的论史学的意味。
在乾嘉时期的义理学研究上,台湾学者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集合性成果,这就是由中研院文哲研究所林庆彰教授和张寿安教授主编的《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上下册)[11]。该书是林庆彰教授主持的为期三年半之“乾嘉经学研究计划(1999——2002)”的阶段性成果,书中收入两岸三地学者研究乾嘉时期义理学的论文20篇,“篇篇都有自得之见”(主编张寿安教授之语),值得充分关注。
在大陆学者中,研究乾嘉新义理学较为有力的是湖北大学周积明教授。周氏在《学术月刊》、《中国史研究》以及2002年高雄中山大学举行的“第三届清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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