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49页。

[43]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3页。

[44] 参见周积明：《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不争”与“相争”——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45]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313页。但是，梁启超在同段文字中又说：“我们试换一个方向，不把他（谓礼学）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这方是研究礼学史的科学立场和态度。 

[46] 林存阳：《清代礼学研究散论》，《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4期。

[47] 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1年版，第11页。

[48]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1年版，第107页。

[49] 陈祖武：《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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