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祺掌教时的鳌峰书院真正开启了福建汉学风气[8]。嘉道年间，出身鳌峰书院的官宦士人对闽省学风转换影响极其突出，换句话说，鳌峰书院本身学术特征的转变，对全省的学风转变有着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开启福建汉学兴盛之先风。乾嘉汉学专业化程度比较高，若没有较好的藏书条件、较高水准的学者指引，出色的汉学学者是很难造就的。相对于江浙地区，福建在经济文化领域较为落后，汉学发展有很多不利条件。但鳌峰书院作为闽省的中心书院，藏书、师资丰富，管理严格，为培养汉学考据学学者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特别是在陈寿祺等人任教时期，鳌峰书院增加了不少经史考据方面的书籍，管理也得到整治，且山长本人致力于此对诸生加以循循善诱，考据学得以长足发展。[9]有志研治汉学的学者出现并不断增加，逐步改变了福建学界长期朱子学独尊的局面。 

嘉道时期，鳌峰书院引领了福建经史之学的兴起。这有如学海堂之于广东汉学的兴起，影响深远。经世致用思想是嘉道学风转变的内在动力之一。经世之学与汉学相结合，是嘉道间汉学新学风的一个趋势。嘉道闽省的经史考证与经世致用学风也融进了古文诗赋创作中，体现嘉道闽省新兴的各种学风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陈寿祺所提倡的经学是学术经世，他把经世之学融入经史考证，既避免了乾嘉汉学末流只崇考据而漠视现实的现象，也使经世思想带来的诸学并举之开放学风改变了昔日福建学人墨守朱子学的被动局面，拓宽了视界，活跃了思想。林则徐、何秋涛、沈葆桢这些晚清开风气之先的典范的出现，与务实开放学风在闽省的兴起不无关系。另外嘉道间闽省新学风也为以后福建在小学、金石学、史学等领域的发展，以及同光诗派在福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总之，探讨嘉道年间鳌峰书院与闽省学风的转化，纠正原有来学界对清后期福建学术发展脉络不够确切的认识，将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经世致用学风在当时闽人的思想与学术中的表现及影响，也有裨益于全面了解嘉道以后汉学学风转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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