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学制改革大潮中，朝野间对于“开学堂，育人才”很快形成共识；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 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一、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胡聘之等）；二、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三、请皇上发 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 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飘零已成定局（注：参见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廖寿丰《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张汝梅等《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祠为学堂折》、郑观应《盛世 危言·考试》、胡燏棻《变法自强疏》、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及 《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分别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和朱有＠(原字王加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飘渺含糊的“三代之学”，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不愿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 藕断丝连”等。可这么一来，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被高悬云端，无法介入20世纪初极富*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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