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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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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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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被北大的新秀们扫进了垃 圾堆，这可是唐文治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问题在于，由“文学革命”而“*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如飓风般迅速推进。上海自然也不例外，校园里，除了“科学进步”与“本 国文化”之此起彼伏，如今又添上“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猛烈碰撞。而这，对于唐校长之“决计解职回锡”，我相信有直接的影响。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20年则在述及因目疾日深而自行解职时，还有这么一句：“自上 年学潮后，学风愈觉不靖。”虽是寥寥十二字，却不可轻易放过，在我看来，这与唐之由大学 校长转为“讲学家居”颇有关系。对于举世瞩目的五四运动，唐文治的态度值得玩味：既公 开发表通电，要求政府谅解学生的“爱国热忱”，“勿加苛责”（注：《请顾教育大局电》，《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5页。）；同时又对此后校园里难得平静不无忧虑——这其实也是蔡元培等大学校长以及社会名流的想法（注：参见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之“余论”以及有关 蔡元培、章太炎、康有为、胡适等章节，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对于一个希望“ 严定章程”加强管理的校长来说，这绝对不是好兆头。
辞职之前，感叹“学风愈觉不靖”；辞职之后，当即开办国学专修馆，并宣布讲学宗旨： “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惟一主旨。”（注：参见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84～85页。）二者如此配合默契，不会是纯粹的巧合。考虑到此后唐文治越来越公开地批评新文化运动，有理由相信唐氏此举乃寄托遥深，是人生关口的一大转折。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1907年的 弃官从教。
在参照朱熹《白鹿书院揭示》、高攀龙《东林会约》等而制订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 中，唐文治强调“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故特别看重的是“检束身心，砥砺品行”。甩开“振兴实业”的口号，专注“维持人道”与“挽救世风”（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47～155页。），对于理学家唐文治 来说，显然更为得心应手。从筹办洋务，到讲求实学，再到“修道立教”，唐文治的道路，在晚清新派学人中，很有代表性。
经过生光电化、坚船利炮的洗礼，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已很难再只讲仁义、礼仪，而无视 制度、物质的强大力量。只是有感于西学大潮使得传统中国风雅凋零，有违自己的良知与教养，方才挺身而出，救弊补阙。对此，有必要给予“同情之了解”。从早年的提倡洋务（“ 忠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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