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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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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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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一校之长，何来“办学”与“讲道”的区别？这涉及对于二校性质及宗 旨之理解。）。对于唐先生来说，真正的“节骨眼” ，不在大清王朝的解体，而是自家的文化根基。抗战中坚持民族气节，拒绝出任伪职，这对于理学家来说，自在预料之中。曾任商部左侍郎、后又曾署理农工商部尚书的唐文治，辛亥 革命后不只没有成为遗老，甚至在关键时刻，与伍廷芳等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逊位。这显然得益于其尽早离开了污浊的京城，远走上海办学。
1907年的远走上海，并不像自订年谱上说的，只是为了照顾“父亲年迈，思乡日切”；在 我看来，主要还是官场*：一直提携他的农工商部尚书载振被参劾辞职，唐因而前途渺茫。而同样是弃政从教，选择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而不是北京实业学堂或北京贵胄学校，这倒 是很能显示唐文治的见识。四年后，唐因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南洋大学事上京，年谱里留下这么一句：“京师气象，腐败已极，余小住数日即回上海。”（注：参见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第71页。）十几年的京官，不能说对红 顶子毫无留恋——自订年谱里再三出现蒙皇太后召见垂询云云，可见一斑。陈衍批评唐文治 “学问文章，皆有纱帽气”（注：参见钱钟书：《石语》，第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不无道理。可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告别无可作为的京城与 官场，远走上海的唐文治，又投身于晚清另一热门事业：“教育救国”。
到任不久，唐文治上条陈，订章程，立宗旨。除了要求增加经费、扩充专科人数，更强调 “严定章程，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规律束其身心，庶几教授管理有可措手，学生乃能有志上进，蔚为通才”。作为“实业学堂”，自是“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 国实业为主”。可监督（校长）唐文治，却还有培养通才以及整顿士风的愿望，于是在《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中，不忘添上一句“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注：参阅《条陈本学堂办法》和《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均见刘露茜等编注《唐文治教育 文选》，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讲求实业与保存国粹并重，正是唐先生一辈子奋斗的目标，也是其区别于一般 的洋务官员或理学名臣之处。
曾两度跟随载振亲王出访英、法、美、日等国，再加上任职外务部和商部，唐文治对西方 各国的*、经济、文化略有了解，当然明白“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二者交叉的分量。出长上海实业学堂后，强调“学堂异于科举，要以崇实为宗旨，使人人重于实学”。正是 由 于这种“尚实”的办学宗旨，加上上海的特殊地位，学校水平迅速提升，博得国外教育界的好评，毕业生甚至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深造。以至唐先生不无得意地称：“余私 心窃计，以为中国东南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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