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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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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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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断不可不谈洋务”），呼唤西学（“西学堂之不容不设”）（注：在戊戌政变后一年的《与友人书》中，唐文治专门论证“西学堂之不容不设”，以及“ 忠臣孝子断不可不谈洋务”，参见《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5页。），到晚年的“振起国学 ，修道立教”，这一转折，有个人安身立命的考虑，但更多的是时世推移，而不得不做出的自我调整。对于积弱贫困的中国来说，“振兴实业”与“挽救世风”何者为重，很可难见仁 见智。但若套用唐文治的讲学宗旨，无锡国专无疑着眼的是“正人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救民命”。
作为一名别有幽怀的理学家，由“振兴实业”转为“修道立教”，或者说由“救民命”转 向“正人心”，自是本色当行，也自有其独立价值。问题是，晚清以降，有此情怀的不只唐文治一家，为何无锡国专能取得骄人的成绩，而康有为、章太炎、马一浮、梁漱溟等人之创 办书院，便显得举步维艰？
二、另有渊源的“东南学术”
在教育史家眼中，晚清之书院改学堂，目的是使中国教育走上“与国际接轨”的康庄大道 。故论及书院教育，基本上截止于“清末书院改革”，或者“书院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偶尔顾及“近现代对书院精神的发扬”（注：参见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第二十二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陈谷 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六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也都未能给予认真的清理与公正的评判。反而是思想史家，会对章太炎、马一浮等人的书院讲学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种有理想、有信念，象征 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的可贵尝试。
二十年代初，有感于“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所向披靡，对“忠信笃行”等传统伦理 道德造成极大冲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教授们借《学衡》杂志奋起反击，与新文化分庭抗礼，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注：胡先＠（原字马加肃）：《朴学之精神》（《国风》8卷1期，1936年10月）称：“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 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此乃个中人的自我表彰，不足为凭。但《学衡》诸君之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确与五四新文化人态度迥异。 进入九十年代，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得到不少“了解之同情”。）。撇开当初论战时的激愤之辞，大致而言，北方学者锐意革新，自是容易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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