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开掘程朱理学的“外王之学”，弥补了理学“重内轻外”的偏颇。“内圣外王”尽管是程朱理学的核心内容，但是晚清以前的理学家主要阐发“内圣”之学，精力全部用于言性说理与“存养”工夫，而忽略了“外王”之业，漠视“事功”，导致理学出现“本末”脱节，“重本轻末”的流弊。理学经世派看到这种弊病，提出“本末兼赅”、“体用并举”的主张，强调了“外王”之业和“事功”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理学偏重于“内”的不足，给日趋没落的理学注入了一些活力，使它在衰落的大趋势中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正如贺麟所说：“在前清咸同年间，清朝中兴名臣，如曾涤生、胡润芝、罗罗山三人，均能本程朱之学，发为事功。”[71]它所显示出的效果尽管只有短短的一瞬，并未从根本上挽救儒学衰败的命运，但却启迪了以后新儒学学者从“开外王”的角度总结儒家思想的历史经验。 

现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曾经把曾国藩和王阳明做过比较，认为王阳明在个人才干、智慧方面高于曾国藩，但在“事功”方面则不及曾。原因在于王氏重内轻外，逐本弃末。熊十力说：“阳明非不知本末、体用，乃至一身与民物，皆不相离。然而其全副精神，毕竟偏注在立本，乃至偏注在修身。这里稍偏之处，便生出极大的差异”，其结果直接导致“承学之士皆趋于新学，甚至流为狂禅，卒无留心实用之学者。”[72]与王阳明偏于“治内”不同，曾国藩在“治内”、“立本”的同时，没有忽视“治外”与“事功”，做到了“本末兼备”，在一定的意义上纠正了理学的偏颇。熊十力评价说： 

若及涤生，三十二圣哲画像记，以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科并重。其为学规模，具见于此，其精神所往，亦见于此。但虽主四科并重，而自己力之所及，终贵乎专。涤生于经济，盖用功尤勤。其诏诸子，恒以农桑、盐铁、水利，或河工、海防、吏治、军事、地理、历史等等专门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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