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对曾国藩的“义理经济”合一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揭示了曾国藩与王阳明在学术与事功上“迥异”的原因，评价颇为中肯。根据这个思路，熊十力对程朱理学走向衰落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清代以前的理学各派大都没有处理好“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主要的问题就是偏于“治内”而疏于“治外”，没有把精力放在“外王”之业上，荒废了“事功”，导致虚妄之弊丛生，贻害于后世。他指出： 

宋儒虽谈政事，大抵食古不化。二程朱子委之吏事，不患无济，惟其能以诚心作实事故也，但欲其翻天动地，创制易俗，开物成务，以利民用，则其学与识皆不足。何以故？其精神所注，终不在此。......宋儒反身工夫甚密，其干察世变，皆极肤也，至今诵其政谈，鲜不惑其迂纯。……宋儒于事功方面，自是无足称者。……孔子内圣外王的精神，庄子犹能识之，至宋明诸师，而外王之学遂废。自此，民族愈益式微，此非我辈今日之殷鉴耶！夫以学业言之，人生精力自有限，长于此者，短于彼，然识量所涵则不当拘此而遗彼也。宋明诸师识量不免有所拘，而有所遗。[74] 

熊十力在这里批评宋儒治学上的“食古不化”，不仅存在于理学之中，而且也是整个传统儒学固有的顽症。这种顽症大大助长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重道德、轻事功，务虚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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