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札》中屡次请胡培系作介,想入汪氏门下为弟子。[24]不仅如此,赵氏在《续记》中还想将汪士铎单独立记,只是限于江藩《师承记》“体例人存者不专传”[25],故附在《胡培翚记》末。
关于赵之谦为学次弟与治学取向,在《论学丛札》中也有类似相当清晰的论述,其曰:
弟少事汉学,十岁后潜心宋学者七年,今复为汉学。窃谓汉、宋二家,其原则一而流则殊。康成诸公何不尝明理道,周、程诸子何尝不多读书,流极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据,子虚乌有之性命。此类为二家作奴,恐亦在屏逐例,吾辈不必效之,但当画在我而已。[26]
有见于此,赵氏治学虽主汉学,但不废宋学,力主“实事求是,期于有用”,这不仅在立身得事中是如此,即治学亦需从实处着手。如胡培系治地理之学,只是就前人之书撮钞提要,赵氏认为此法不当。他说:
顾亭林诸公,其于地理,实实须足迹所到,指画口讲,故可贵重。若足下不出户,而日取古人图籍求剑索骥,亦何足用!……此学须实实见得到,处处留心,走遍天下,博览群籍,而复可以下笔。[27]
赵氏列举了几条理由,说明地理之学,不可穷究纸上而得,只有实地考察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故对胡氏的做法提出婉转批评。在《论学丛札》中,对自己编纂《师承续记》亦是如此,不亲见原书,是断断不能妄作的,即他所谓“得其书而后作之,心不悬悬矣”[28]。
赵氏一生甚为清苦,但他著书、访书、藏书、刻书不辍。由于精于书法的关系,他研搜金石文字,著有《补寰宇访碑录》五卷《失编》一卷,乃补续孙星衍、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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