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取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内，故心如太虚，有感而皆应。‘能’不在外，故为仁由己，反己而必诚。君子之辨此审矣，而不待辨也。”在他看来，主观与客观之间，亦即“能”与“所”之间，实质上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他说：“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39]在这段话中，最精彩，也最重要的，就是“因‘所’以发‘能’”和“‘能’必副其‘所’”两个命题。王夫之强调主观的认识作用是由客观的认识对象所引发而起的，此即“因‘所’以发‘能’”；而正确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的对象，这就是“‘能’必副其‘所’”。可见，王夫之正确地揭示了认识论上主体与客体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划清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佛教以及理学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
但是，光解决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发展的呢？换言之，人的认识过程究竟是怎样的？王夫之认为，人的认识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40]在此，“形”指人的感觉器官，“神”指人的思维器官，“物”则指客观事物，意为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与客观事物相接触而产生知觉，认识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么，在人的认识产生的过程中，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各自起了什么作用呢？王夫之对此又进而作了详细的分疏。他说：“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无目而心不辨色，无耳而心不知声，无手足而心无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41]这就是说，人的思维器官，即“心之神明”必须依赖于耳目口鼻等感觉器官对客观外界的直接感知。但人的耳目见闻又是有限的，还必须通过人心即思维器官的思维活动，才能使认识进一步深化。王夫之说：“耳与声合，目与色合，皆心所翕辟之牖也。合，故相知；乃其所以合之故，则岂耳目声色之力哉！”[42]在此，王夫之还借用“格物致知”这一传统的范畴，来说明人的认识过程中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阶段。他说：“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43]由此可以看到，王夫之认为，人的认识分两个阶段，在“格物”阶段，以耳目的感性活动即“学、问”为主；在“致知”阶段，则以心的理性活动“思、辨”为主。“格物”和“致知”既不能混淆，也不能割裂，二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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