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器问题上，王夫之也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在他看来，道指事物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法则，所谓“天地民物固然之用，当然之则，各得焉，则谓之道”[36]。器则是具体的事物，也是具体的存在。如同“理在气中”一样，道器二者也相依相存，密不可分，道寓于器之中，道不能离开器而独立存在；器则体现道，即器可以求道。王夫之认为：“统此一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之和而成，尽器则道在其中矣。”[37]不仅如此，作为反映事物一般规律法则的道，并非是永恒不变的，它还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有其器才有其道，器变则道亦变。对此，王夫之也有一段精彩的比喻：“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38]可以说，在道器关系问题上，王夫之也彻底拒绝了自汉代之后沿袭下来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并且和程朱理学唯心主义的道器观判然两途。

    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外，在认识论上，王夫之也对有关命题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谈到认识问题，首先碰到的就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前者被称之为“所以知”，后者被称之为“所知”。其后在佛教典籍的翻译中，又借用古代哲人“能”、“所”的概念，以“能”指代“所以知”，以“所”指代“所知”，“能”、“所”便成为认识论上一对描述主体认识作用和客观认识对象的范畴，被学者所接受，成为学术界致力于思考并予以阐述的重要问题之一。当然，在宋明理学，尤其是在佛教哲学那里，客观认识对象，亦即“所”是被视为依附于主体认识作用，也就是“能”而存在的。王夫之则批判地继承了古代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料，借用“能”、“所”这一对范畴，对认识论上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作了相当深刻的理论阐述。王夫之认为，客观的认识对象为“所”，主观的认识能力为“能”；前者是外在的、客观的，后者是内在的、主观的，二者截然不同。他说：“‘所’著于人伦物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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