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性等特点的继承与发展，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一次，汪笑侬在大连公演此剧。“大受欢迎!”[27]其中。刘谌的一句念白：“国破家亡，死了干净!”“大连全市，人人皆善述此两语，殆成为口头禅．国势危则人之受感触也，当然不同。”对此，笔者认为汪笑侬此剧之更深刻的用意则在于激励民众，救亡图存。这也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拼身为国作牺牲，志士无家问死生。”“痛哭问天天不管，唯将铁血贯精诚!”[28]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维新，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更为世所瞩目。纵观中国的近代资产阶级，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不断以明清实学，特别是清初实学思潮的核心作为理论武器。康有为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时则是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视作其理论根据，提出“民为主而君为客”的思想。梁启超曾更加明确地写道：“我们当学生的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29]光绪年间，他和谭嗣同等人将此书节抄，私印数万份，送给许多人，以倡民权共和之说。谭嗣同则将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当作民族复兴的有力武器。其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一再介绍黄宗羲等人在清初实学思潮中的进步*学说。大量印发《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以有助于推翻君主专制，动员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汪笑侬的剧作《洗耳记)等不仅明显浸透着《明夷待访录》等清初实学思潮的核心，同时，他还主演此剧，促使变法图强更加深入人心。
《洗耳记》共5场，尧帝、许由是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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