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维新时期对传统习性的改造是一种长程的变化景观。其习性改造的表象最初给人的感觉是与个人身体的解放密切相关，如大量充斥于报刊杂志之中有关劝禁缠足和后期关于剪辫易服的议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对身体进行接触性改造的问题。但近代个人的身体往往受西方冲击后不同权力架构和理念的控制，不缠足运动和剪辫易服的终极目标均是社会进化框架的一种诠说，没有独立动作的意义。同样，习性改造导致的时空观变化，也是在改变民族素质的强势话语下进行演绎的，其结果是在标榜个人自由解放的同时，恰恰有可能压抑个性欲望的发抒与表达，这一问题的解决至五四时期才重新被昭示出来。因此，戊戌维新时代对习性的改造风潮只具备发端的涵义，或者说只是整个近代中国习俗变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05期）

[1]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1～15页。

[2]布尔迪厄：“利益，习性，理性”，《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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