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智学以西学为基础，尤注重物质之学。从1888年《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实理公法全书》及后来的历次上书看，康有为是要以西学为基础建立智学，智学的中心不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而是农工商财、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即中国传统的经世实用之学。如《上清帝第二书》认为，开民智宜先开艺科，“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17]（131）[25]在圣学会缘起中，康有为以“三业学”为智学的主要内容：“泰西之富，不在治炮械军兵，而在务士农工商。农工商之业，皆有专书千百种，自小学课本，幼学阶梯，高等学校皆分科致教之，又皆有会，以讲格致新学新器，俾业农工商者考求。……今翻译其书，立学讲求，以开民智” [19]（623）[26]。康有为所讲智学的内容是一以贯之的，即使在变法失败后的20世纪初叶，依然高谈物质救国论、理财求国论。

康有为因何以西方的物质之学来开启民智呢？这与他一贯主张的“中体西用”思想有关。他在戊戌以前就曾说过：“仆以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 [11]（1040）[27]在变法期间，他对于朝廷的中体西用主张积极表示赞同。[28]戊戌以后，他在《物质救国论》中对此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解释：中西相较，“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然”。他认为，中国长于形而上的道德，“论道德之醇厚，我尚有一日之长，即不易比校，然亦不过互有短长耳”，而短于形而下的物质之学，这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因此主张以物质之学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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