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广开民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 [17]（131）[21]开民智是维新思想家们的共识，梁启超、严复等人都曾力加倡导，但表达方式则各具特色。相比较而言，康有为的宣传更注重与儒家文化相结合。孔子认为智分等差，多数民众都是愚昧无知的下等之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并且，孔子断然判定下等民众的愚昧世世代代不会改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康有为则认为，“其断限之等，以及其大小远近，皆自其识为之，所谓智也。智也者，外积于人世，内浚于人聪，不知其所以然，所谓受于天而不能自已也。学也者，穷物理之所以然，裁成辅相，人理之当然而已。” [15]（172）[22]与孔子视人的聪明智慧为先天所生不同，康有为强调后天的学而知之，广大普通民众通过学习也可以成为聪睿之士。他在《论语注》中说道：“生而知之者，晶光如日，照耀洞然，盖夙根久远，历世不忘者也。学而知者，灼烁如电，光芒相触，盖夙慧亦深，触发如旧者也。困而学之者，然灯为明，亦复能照，盖夙根轻微，资今培养者也。困而不学，如顽石暗钝，绝无夙根，故与学不入，痴愚暗昧，为民中之下者。然生资者天也，好学者人也。好学，则困知与生知成功如一。” [18]（253）[23]他认为学可治愚，这就打破了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他深信民众通过学习可以成为智者，“合亿万人之脑而智生”，合中国四万万人之脑而智能日益生，积跬步而至千里，中国在竞智中就可强大起来，最终“至于太平大同之世，则人人皆成上智，而无下愚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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