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众所周知，探求“六经”中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乃经学家，尤其是今文经学家锲而不舍、孜孜矻矻的追求。如廖平亦曾以制度的变革为“六经”旨要，他在《知圣篇》中指出：“六经旨要，以制度为大纲。而其辨等威、决嫌疑，尤为紧要，……故礼以定嫌疑、辨同异为主”。他把“六经”旨要概括为“辨等威，决嫌疑”，把“孔子新政”归结为“礼”，也就是严格等级名分，虽触及制度问题，但由于仍拘于封建等级制度之中，因此并无多少新义。
康有为与廖平不同。“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7]（79）[10]康有为的变法改制以进化论为基石，以民主思想为灵魂，以推行君主立宪制度为归宿。康氏关于制度变革的理论设计在历次上清帝书中有较为清晰的呈现，在此不再赘述。笔者仅是指出，他把近代民主制度与传统儒学相联系，在促进西方制度中国化的同时，再次给古色古香的中国儒学涂上近代色彩。
康有为1886年所著《教学通义》，“以教言治”，即曾多次提及制度改革问题，如他说：“周制以时王为法，更新之后，大势转移，大周之通礼会典一颁，天下奉行，前朝典礼废不可用，人皆弃之如弁毛土梗” [8]（135）[11]；并对孔子改制郁而不彰表现出关注和遗憾：“孔子改制之意隐而未明，朱子编礼之书迟而不就，此亦古今之大会也。朱子未能言之，即言之，而无征不信，此真可太息也。” [8]（139）[12]后在桂林讲学，康有为以今学言改制的思想已相当明朗。他在《桂学答问》中强调指出，制度与义理原是孔学中并立的两翼，孟子多传义理，荀子多传礼制，后朱子多言义理而少言制度，孔子改制大义遂告中绝。在该文中，他还明确说道，孔子是为后世制法的改制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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