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设的新制即存于《春秋》之中：“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其心为不忍人之制，其仁为不仁人之政。仁道本于孝弟，则定为人伦。仁术始于井田，则推为王政。孟子发孔子之道最精，而大率发明此义，盖本末精粗举矣。《春秋》所以宜独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迹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专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能通《春秋》之制，则‘六经’之说莫不同条而共贯，而孔子之大道可明矣。” [9]（52~53）[13]《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不仅把孔子改造为改制立法的“新王”、“素王”、“圣王”、“先王”、“教主”，把升平、太平之世改造为孔子追求的民主社会，而且直接把民权、议院、选举等民主制度与孔学古义缘附在一起，传统儒学的礼学思想被赋予新的内涵。
接下来，笔者再简要从义理方面分析他的礼学思想。
与经世学风相表里，清代学者十分重视研治《礼》经，涌现出一批皇皇巨著，康有为本人也曾说，“国朝礼学最精”。受此风气影响，康有为一直较为重视《礼》的研究。他早年所著《教学通义》，专辟礼学一节，就礼学历史条分缕析，并较为详细地拟定出按《通考》之例编纂《礼案汇编》的计划。他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自宋、明后，遂废《礼经》，不以试士，天下士人于是无复诵习者。颠倒悖谬，率天下而侮圣黜经，遂千年矣。” [10]（647）[14]甚而，他以礼学为发明今学的锐利武器：“礼制文字之书既出，百数十年今学不昌者，仆不信也” [11]（1035）[15]。终于，在《礼运注》、《孟子微》等著作中康有为对礼学作了不同于前人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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