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颜子早殁，而孔子微言大义未能尽传。孟子传《诗》、《书》及《春秋》，荀子传《礼》，各据一端，均非完整意义上的孔学。“《礼》者，防检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意”，“《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义”。孟子虽“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却寡言礼。他认为，“本末精粗，平世拨乱，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皆不可缺，而亦不能相轻也。如东西墙之相反，而相需以成屋也；如水火舟车冰炭之相反，而相资以成用也。” [12]（471~472）[16]故孟、荀应当并尊，而荀子虽仅得孔子只粗末，也自有其价值。这里，在学术传授谱系上他把《礼》与荀子相联系，并赋予礼以“乱世”的内涵。
继而，他又发现，《礼记·礼运》包含有完整的圣人之道：“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是书也，孔氏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天爱群生，赖以不泯，列圣呵护，幸以流传。”康有为认为，在此之前的中国社会，无论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他自认为这一发现非同小可，拨乌云而见天日，找到了由小康登入大同殿堂的阶梯：“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鸿宝发见，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济天下，将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岂不异哉！”。[13]（193）[17]在民国初年康有为所办《不忍》杂志所刊广告中，《礼运注》被描述为继往圣、续绝学、救众生的鸿宝：
“发明大同之道者，惟《礼运》一篇，若此篇不存，孔道仅有小康，则君臣之义被攻，而孔教几倒，中国礼文皆与孔为缘随之同尽，是中国为墨西哥矣。即废丁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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