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传统重道德伦理而轻科学认知，“智”一直位居“仁”、“义”、“礼”之后，居于辅从地位。《论语》“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虽含有重智之意，但仍以仁为中心，智不过是仁道实现的手段之一罢了。康有为所讲的“智”，不再拘于社会伦理，包罗广泛，富有新义。

一是以智为重，仁智并举。康有为认为智的重要性高于义、礼，应当与仁并立，并从三方面论述了重智的必要性。首先，智是人之为人、别于禽兽的标志。《康子内外篇》专辟“仁智”篇，论说智的重要性：“物皆有仁、义、礼，非独人也。……人惟有智，……苟使禽兽有智，彼亦能造作宫室、饮食、衣服，饰之以伦常、政事、礼乐、文章，彼亦自有其义理矣。故惟智能生万理。”既然“人道之异于禽兽者，全在智”，智能生万理，那么，仁、义、礼自然也为智所生：“惟其智者，故能慈爱以为仁，断制以为义，节文以为礼，诚实以为信。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而义、礼、信、智以之所为，亦以成其仁，故仁与智所以成终成始者也。……就一人之本然而论之，则智其体，仁其用也，就人人之当然而论之，则仁其体，智其用也。……人道以智为导，以仁为归。故人宜以仁为主，智以辅之。主辅既立，百官自举，义、理与信，自相随而未能已。故义、理、信不能与仁、智比也”。经此解释，康有为就推翻了朱子“仁统四端，兼万善”的旧说，否定了仁对义、礼、信、智的统率地位，突显了智的先行性和重要性。其次，重智代表中国社会的演化方向。康有为说：“上古之时，智为重；三代之世，礼为重；秦汉至今，义为重；后此之世，智为重。所重孰是？曰：智为上，礼次之，义为下。何也？曰：仁者爱之，智也，爱之斯安之矣。” [15]（190~192）[19]再者，重智是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康有为比较中西社会文化结构后认为，当今世界是列国并立之世而非一统垂裳之世，西方诸国强大的原因，就在于智学发达，因此，要挽救国家陆沉，就必须改变旧法，以智为重：“夫一统之世以静，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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