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极少数能去西方的中国人，一类是跟随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搭乘外国商船到欧美旅行和留学的中国人，如随耶稣会传教士赴意大利和法国学习的中国天主教徒。还有一类是在沿海航行遇到风暴而被西方船只救起带往欧美国家的中国商人和船民，如口述《海录》的广东人谢清高等，而鸦片战争后19世纪40—50年代出国的中国人则主要是以下几种人，一种是被西方殖民者诱拐贩卖的中国契约华工，又被称为“苦力”或“猪仔”。另一种是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和替西方洋行或外国外交、宗教、文化教育机构团体服务的买办、雇员、翻译。如1847年受美国商人雇用赴美的林钺，写过一部《西海纪游草》。还有广东南海人罗森，被美国培理舰队聘为汉文翻译，1854年随培理赴日本，参与日本神奈川条约的签订，回国后写了《日本日记》，刊登在香港中文月刊《遐迩贯珍》上。第三种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到西方留学的中国青少年，其中最著名的是1847年被美国传教士、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带到美国留学的容闳和黄宽、黄胜等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才开始派遣官员和使团出国。最早是1867年（同治六年）利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请假回国结婚的机会，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带领其子广英还有德明（即张德彝）、凤仪、彦慧等三位同文馆学生，一起随赫德赴欧洲游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派游历使团。接着1868年，清政府又向海外派遣了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这是以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团长，加上两位清政府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和孙家谷，还有一位英国人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一位法国人海关职员德善组成。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就是在“洋大人”的带领和操纵下跨出了第一步。而1870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位贵族大臣外交特使崇厚，其出洋使命则是为“天津教案”向法国政府道歉，充满了屈辱的色彩。甚至1875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位出使外国钦差大臣、驻英公使郭嵩焘，最初的使命也是因“马嘉理案件”而赴英国道歉的。其后的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陆续派出了一批驻欧美和日本等国的使臣与外交官。同时还派遣一些官员赴欧美和日本考察、调查或游历。如1876年参观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的浙江海关文案李圭。1874年调查美洲古巴、秘鲁华工问题的陈兰彬与容闳。1879年受北洋大臣李鸿章派遣到欧洲考察工厂并订购铁甲舰的徐建寅。同年受南洋大臣沈保桢派遣到日本侦察的王之春等。此外还有1872—1874年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以后又于1881年全部撤回的四批留美幼童，以及1877年开始福建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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