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规定日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明治政府实行改革的*纲领。明治政府在外交上坚持开国政策，反映在《五条誓文》中的第四条和第五条上，即“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五条誓文》“将政府的立场和决心宣示海内外，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４０]也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仅向欧美各国派遣外交使节，而且频频向清政府招手，建立外交关系，拓展外交领域。1870年9月日本政府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人前来交涉中日订约事项，是为日本近代外交使节首次访问中国。次年7月又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全权大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前来中国订约，而清政府亦以李鸿璋为全权大臣，办理交涉事宜。1871年9月13日，《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历史上第一部中日条约遂告诞生。
《中日修好条规》之第二条“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遇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其第九条“两国指定各口，尚未设理事官，其贸易人民均归地方官约束照料。”[４１]应视为日本处理马里亚老士号事件的条约依据，由于两国尚未批准该条约，该条约尚不具备国际法效力，更凸显日本外务省及神奈川县地方政府的善意之举。比诸日本后来肆意发动战争侵略中国，蹂躏中国主权和人权，甚至强迫中国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日本外交当局及地方官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应该说是基于人道主义理念下的国际法及国内法上的善意行为，值得称道；对照中日相关史料，我们并没有发现日本政府在这起事件中对中国抱有任何不良企图。往事逝矣，该事件已成历史，但今天阅读这些史料，仍觉温情扑面。
1872年，日本已在上海、福州、广州设立领事，1874年柳原前光作为首任特命全权公使来华赴任。而中国直到1877年为止，始终没有派出自己的驻日公使。一般认为，直到1877年以前，清政府始终没有派出自己的外交官赴日，这显然是一个误解。1872年陈福勋赴日处理秘鲁马里亚老士号被拐华工回国问题，在清政府札委函中虽未言明其为外交使节，但其所负使命实为外交使命，清政府札委函亦可视作赋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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