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体系理念支配下的外交模式的不可避免的冲突，觐见问题始于1816年英国亚美士德使团来华。这主要表现在觐见礼仪，即行跪拜礼上，最后清政府让步，改为五鞠躬入觐，同时规定五国驻华公使同时觐见，时间为1873年6月29日。此时，“日本外相副岛种臣以大使名义来华互换中日修好条约之批准书并贺同治亲政，亦请入觐，并以其具有大使身份，要求头班单独求见。总署以中日同文，劝其跪拜，不应；又劝其行五揖，亦不应。后乃一律行鞠躬礼。最后与五国公使协调后亦许其头班单独入觐。此一因其具有大使身份，二因所持国书非委任国书而为天皇祝贺同治帝亲政之国书。”[４４]但副岛种臣能够得此殊荣，似乎还有原因在。
日本政府处理马里亚老士号事件之举，颇得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何璟以及总理衙门大臣等清政府外交当局的赞赏，已如上述；事件的决策者副岛种臣当然也会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这在单独头班觐见交涉时不可能不产生影响。1873年5月3日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函中又谈及此事，称赞日本扣留秘鲁拐卖华工商船之善举[４５]；而在此前的1873年1月20日，李鸿章亦在阐述中日修约问题的奏折中，谈及此事。“该国自议约后，凡遇交涉事件，尚讲睦谊，即如本年秋间，秘鲁国商船拐卖粤民二百三十人，经过日本盘获全数扣留，当即知照江海关派员赴东洋带回，礼数周挚。”[４６]中国是礼仪之邦，讲究礼尚往来，封建时代更是如此，清政府宁重虚礼，不讲实利，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不乏其例。既然已经允许外国使节觐见，各国使节又承认其首席大使地位，清政府顾念日本政府和副岛种臣处理马里亚老士号事件之善举，顺水推舟，允许其单独头班觐见。考虑到清政府大员此一时期的对日言论，两者之间，未必没有丝毫联系。
六、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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