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这个事件密切了建交初期的中日关系，也使清政府对明治日本有了新的认识。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中国对日本的情况不甚了了，日本接连遣使西来，对中国的了解日益加深，并不见中国官员去日本访问，对日本正在进行的即将改变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明治维新所知极为有限，日本不过是“蕞尔岛国”，可有可无罢了。但这次事件却令清政府大员对日本刮目相看，颇有好感。李鸿章、何璟以及总理衙门纷纷表态，赞赏日本采取的行动。比如：日本“尚知怜恤华民，中国自未便置之不问。”（李鸿璋）、“今日本能顾大局，为中国办事。”（何璟）、“日本国力敦邻谊，拯救华民，将该船扣留，被拐之人，尽收上岸，并函至郑少记知照上海官员，深为可感。”（何璟）、“日本国深顾邻谊，代为出力。”（何璟）、“该国之于中国极欲见好，即待陈令（福勋）礼貌亦优，其厚意似不可没。”（何璟）、“该国之外务卿大臣雅意，见好中国，自应致书嘉奖。”（总署）、“日本官权令大江、郑少记永宁、品川忠道、典事林道三，均系有劳足录，拟请酌购中国土产绸缎，函至日本柳原大丞，分给以酬其劳。至外务卿位分较崇，拟请照会致谢。”（总署）[４３]。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清政府感谢日本政府热心救助被拐华工，赠送礼品既是外交惯例，亦出于真诚，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如果说马里亚老士号事件增加了中日两国外交当局的互相了解，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那么副岛种臣得以单独头班觐见同治皇帝，成为这一历史性时刻的第一个见证人，则很难说和此次事件没有丝毫联系。

我们知道，直到1873年以前，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呈递国书，一直是“最严重和最微妙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由西方列强主导的近代国际法概念指导下的外交模式和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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