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祖三十四年（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朝鲜王廷制定“使行时官银区划节目”：由官方划拨白银四万两作为节使贸易本金，京内户曹、京外湾府各持二万两，“出给於商贾”，使之贸买“官帽”于清国，贸易利润用来贴补使行公用银和义州地方以及中央财政。译官可以进行少量的帽子交易，不再“聚敛”。皇历赍咨官使行的帽子贸易规模则规定为节使使行的三分之一。这种贸易形式并不完全类似“计划经济”：贸易规模是朝鲜官方确定的、贸易品种也是朝鲜官方确定的，但是朝鲜官方却无法确定贸易价格，价格被“彼人操纵”，乃至于“数年以来，其价高腾”，注定这种贸易方式的迅速衰落。英祖四十七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官帽之称，名色不正”为由，“永罢官帽之名，帽子价银二万两，每年八包外，出给译舌，使之取剩，以为公费之地。”由官办贸易改为半官办贸易，并订立税制。银二万两应交纳税银六千两，税率高达30％，这显然难以维持。正祖元年(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颁布“税帽节目”，规定“税帽之法，以作公用之需”，每年使团贸易帽子定额千包，节使使行七百包，皇历赍咨官使行三百包，其它使行由此两行中抽出，别使不超过二百包，别咨官之行不超过百包。每包定税额“钱四十两”，每年包税总额为“四万两钱”。[39]其中：“一万八千两，则作为每年节使公用换银之需；五千两则计给於赍咨官公用帽税之代；一千八百两，则移属湾府，以备驱人盘缠银六百两之用；三千两则划付湾府，俾作年例帽税之资；其馀一万二千二百两，则会录於该院前後所贷之公货，使之计年还报，就其中亦作别使不时之需。”[40]

从“八包”贸易到“官帽”贸易，朝鲜官方的介入结束了其朝贡使团自由贸易时代，失去了利润杠杆作用力的经贸活动却是注定不能持久的。

（二）、红参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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