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参之充包，始于嘉庆初年。嘉庆二年（1797），因“银路之渐贵，燕货交易随而减缩，以此译官辈无以充其包数”，朝鲜王廷不得不“复以人参量宜充包，以救译官之凋弊”。改以银充包为银参通同入包，此时朝鲜红参产量很小，价值也很高，每斤红参折银，“定以天银百两”。并规定其“包参斤数”：每年“以一百二十斤分排於节使及历行。节使则定以九十斤，历行则定以三十斤，而若有别使与别咨官之行，则别使无过三十斤，别咨行无过十斤，以元定数之外磨练。”嘉庆十六年(1811)，历节两行包参“每年定为二百斤”，而此时“无论节行、别行，一门所潜入辄不下千馀斤”。[41]

道光间，朝鲜红参种植业发展很快，产量大增，*红参愈演愈烈，*使得官方红参贸易无法进行，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朝鲜王廷只能继续增加官方包参数量，道光八年(1828)，包参数已“增至三千斤”。然而“加包之後，潜越犹前”，道光十二年(1832)，因“参货日蕃，潜越岁增，原包失利，公税难充，又将有莫可支持之势”，朝鲜又“自今年加定五千斤”。至道光二十一年，参包“设始已五十年，加数至八千斤”。税收之钱也增加至每年“十万两”。道光二十七年（1847），参包达到鼎盛的“四万斤”，其中“一万八百斤付之行中译官，二万九千二百斤付之包参别将”，另有“尾参”“二千四百斤”。朝鲜坐收“二十万税钱”。[42]至此，红参贸易“居然为一国之大政矣”，每年有数万两可供度支“经用”。[43]可惜，红参贸易已走到辉煌的尽头，咸丰二年（1852）朝鲜红参贸易“失利”，“湾商举皆荡败”。

朝鲜官办红参贸易迅速衰落，其主要原因当然是朝鲜商人的过度倾销，此外海上私人贸易和*活动的逐步增多，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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