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崇德年间，清廷对朝鲜进行压榨和掠夺，特别出于军事需要，清廷对兵船、军器、军粮等均有额外的要求。朝鲜王廷除向清廷进献年贡外，还须随每年数次的各色朝贺、陈奏、赍咨之行向清朝皇室进献大量物品、银两，此时的使团贸易规模很小。

第二阶段，顺治朝至乾隆朝中期，清廷定鼎中原后国力、财力迅速增强，中朝形成稳定的宗藩关系，朝鲜贡物对清朝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性的经济意义。清帝继承儒家礼治思想，逐渐重视大一统下的藩属国朝贡的*意义，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经屡次裁减，到雍正六年最后一次减免后，朝鲜岁贡数量已不到最初“丁丑约条”中规定数量的十分之一。并努力降低朝鲜朝贡使团的频密度，以减轻回赐的压力。相反，朝鲜出于经济利益的需要，在“事大主义”大旗下，千方百计地坚持“每行必贡”，以加大使团贸易的规模，大做清与日本之间的中间商，使团贸易逐步繁荣，终于在乾隆朝前中期达到极盛。

第三阶段，乾隆朝中期以后，由于朝鲜王廷采取“禁缎”等措施限制贸易，结束了使团贸易自由贸易阶段，使团贸易被朝鲜官方操纵和控制，虽然红参贸易在道光朝也曾盛极一时，甚至成为朝鲜财政经用支柱产业之一，但随着19世纪中叶海上贸易活动的迅速发展，使团贸易迅速走向衰落。

与朝贡的*意义相比，宗藩关系体系里的朝贡贸易的经济价值显得微不足道。朝贡贸易对宗主国经济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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