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潜商之律

“潜商”类同*，或私自携带超限银两，或为免税隐瞒携带银两，或私买私藏禁物。朝鲜对“潜商”治律极其严厉，一再严饬，将重犯归于“一律”即死罪。甚至“随现科罪”、“随现枭示”。以门为限，始于朝鲜英祖六年（清雍正八年，1730）：“作门内见捉，则银百两以上者枭示江边，百两以下者严刑三次，全家徙边；作门外见捉，则百两以上者严刑三次，全家徙边，百两以下者，严刑一次定配。”[54]这种刑律似乎严厉，其实有很大的灵活度。一方面，正由于“潜商之罪，律名太重”，因此搜检官员对于犯禁罪人“虽有犯禁，亦不忍执捉现告矣。”另一方面，朝鲜王廷的政策制定者们也认为：“货物之禁固当主严，而拟以潜商律，似为过重。”[55]因此他们也经常对律法本身及其适用范围的解释有所变通，对“潜商”们的处罚通常从轻发落，将死罪改为货物充公、罪犯徒配“绝岛”或“邑外”。在此情况下，隐瞒不报以期逃税漏税和私买私藏、*物品蔚然成风：“商译辈，视为循例之事，恬不畏法，犯禁者甚多。”[56]这样一来，朝鲜王廷又不得不重申和强调“潜商之律”。朝鲜的“潜商之律”总在进行紧缩与放松的循环，对使团贸易的正常进行很大的影响。

在朝鲜严厉实施“潜商之律”时，对于大牌“潜商”而言，搜检也不过“文具而已”，“湾贾之先期潜越，有谁禁之？”这些大商户不但在朝鲜有强力的权力支持，而且他们与清朝商人、官员相勾结，以牟取暴利。而对于译官以及小商人来说，他们没有能力绕开搜检之规，而且他们还要承担使团所有的公用支出，严格限制出口物品和数量的做法使他们难以取得较好的收益，甚至破产而无法维持生计：“曾前则贸卖有利，故人多乐赴。近年以来，贸卖失业，渠辈举皆厌避。”[57]严厉的“潜商之律”限制了朝贡使团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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