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钢的心理状态则更为复杂。裕钢于1898年9月被朝廷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1年后进藏，进藏初期，由于和驻藏大臣文海共同处理藏事，尚能静心处事，勤勉藏政，在文海生病期间，他向朝廷《密陈西藏远近边隘情形》，客观地分析了西藏的形势，认为“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藏英交战，藏人失利以后，仇视洋人最甚，所以划界开关各事宜，屡年不结，皆由藏番结恨颇深，不愿与其交涉。……然驻藏大臣虽与达赖逼处，而番属之土地，人民，政事由来自理，遇有向归藏臣主政公件，或办交涉等事，伊等时常以糊栋之见从中搅扰，掣肘饶舌；至于惜军爱民等事，富国强兵之谋，历任大臣无不遇事开导晓谕，伊等只知执定番规，牢不可破，从未因时制宜，实力奉行，所以地瘠民贫，军旅不振。至若汉兵则为数甚少，平日用以戍防，不过略壮声威，一旦有事，不敷调遣。……靖西与英人接壤，且距其印度士马精骑之地甚近，一旦生衅，英从扛多进，则瞬息至亚东关，靖西虽有防营，兵仅百余名，枪械不精，且其他无险可扼；靖西、帕克里、干坝等处不守，敌人可长驱而至此，诚藏卫最危之势也。……奴才爱国厚恩，极知边疆关系綦重，但有思患预防之策，无不殚竭微忱，稍图报称，即使强邻衅生意外，奴才亦当率藏人先驱，为应敌之计，是奴才既不敢畏难苟安，更不敢以血气用事，致误机宜。”（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086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在这里，裕钢对当时形势之分析基本上符合实际，此时的心理还算健康。

1900年10月，裕钢转迁驻藏大臣，此时他已在藏2年时间，熟睹英人在边境日渐骄横，藏事日见危急，而此时的大清帝国正遭遇八国联军的入侵，京城遭劫，慈禧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国事糜烂，藏事也日益棘手，他虽擢升为驻藏大臣，但心理逐渐沮丧颓败，在英人日渐紧逼的情况下，他开始思谋退路。1901年7月，裕钢上奏朝廷，“奴才病体不支，仰恳天恩，赏准开缺，俾资调理。”（注：《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109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然此时与英交涉正处于紧张之时，朝廷不准其回京，仅批准其休假2月，以资调养。在这次奏疏中，可以看出裕钢急欲脱身的心理，甚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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