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加重赋税和开放蒙地，借机收取“押荒”银两外，还明令蒙古王公以“捐输”形式，或将赏给王公之“地租银两，照数备拨，以补库款”（《文宗圣训》卷95。）。1852年（咸丰二年），蒙古封建王公为效忠清廷镇压太平军，愿将一年俸银，“捐备军需”。他们奏呈理藩院：“值此军需孔亟”，“凡属蒙古臣仆，同深愤恨，愿各练精兵，自备资斧，前往报效”（《文宗圣训》卷95。）。由此，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连年征调蒙古壮丁，摊派驼马，进行军事征调。1853年（咸丰三年）5月，太平军北伐后，清廷命绥远城将军托明阿督带兵三千名，调往山东加强防务（《东华续录》（咸丰朝）卷21，第21页。）。锡林郭勒盟苏尼特旗扎萨克郡王齐旺札布，备齐军马三千匹，捐输理藩院（《东华续录》（咸丰朝）卷22，第22页。）。伊克昭盟盟长达尔琥捐银二万五千三百两，捐献清王朝作为镇压太平军军饷。同年6月，清廷著华山泰统领蒙古骑兵四千名，由察哈尔张家口驰赴京师，“听候调遣”。并挑选膘壮马五千匹，迅解来京，“毋稍迟误”（《东华续录》（咸丰朝）卷23，第11页。）。同年10月，当太平军进驻直隶保定一带，清廷起用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惠亲王绵愉大将军帮办军务，带兵一千九百名，速赴涿州，“以资防剿”（《文宗圣训》卷39。）。此后，自咸丰四年至七年，先后命绥远城将军盛□率领土默特旗官兵分赴山西防堵；并调察哈尔马队二千名赴河南协剿（《文宗圣训》卷40。）。依上记载，可知太平天国革命直接震憾了清朝在内蒙古的反动统治；清政府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民族压迫，是激起蒙、汉各族人民反抗的根本原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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