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清朝关于东北沿海的战略思想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地区和它的港口开始被看成为从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各省到东北所形成的商业和航运网络（可称为商业通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注：参见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这一通道自1684 年开海贸易以来就造就了商业繁荣和社会安定。在这一时期崛起的商界精英和他们的组织成为当局治理自广州至旅大间的沿海城市和港口的有力的合作者者。正是这一种长期形成的南北商业交往，促成了1826年大运河淤塞时当局作出了招商经海路往北京运送江南漕粮的决定。（注：林珍珠：《摇控，道光皇帝对大运河危机的治理》（1824－1826），密执安州安阿柏：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6年出版。（Leonard, Jane Kate.1996. Contrtollingfrom afar. The Daoguang Empr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Canl crisis, 1824-26. Ann Arbor MF. Centerfor Chinese StudiesPublica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这种允许南方商人前往东北港口贸易的新政策是随着17世纪末开放海禁逐渐形成的。东南沿海民众自1644年至1683年的抗清行为，引起当局对他们是否臣服表示怀疑及对社会安定严重忧虑。由于确信社会繁荣就是海岸一带长治久安的最好保证，康熙皇帝制定了筹海政策：专为东南沿海四省制订了一套新的关税和防卫制度来扶助贸易和航海事业；这种制度促进商业和航运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在商界精英的帮助与合作下实现的。这些商界精英在海关系统与地方行政管理中起着官方所不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到了19世纪初清朝当局已把这些有才能的商人视为可借助的力量，认为他们的贸易和航运网络对政府保障京师的粮食供应是不可缺少的。这样一来，清朝的东北战略地图就延伸越过渤海而同中国海疆的商业交通网地图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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