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清朝东北战略观的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由于清初“忽视”海岸事务，或是从东南沿海直到东北的*性的商业扩张所产生的“势不可档”压力而形成的结果。导致清朝新战略观逐渐形成的复杂的因素是：清政府向边境地区的扩展；大清帝国范围内粮食供应网的改善；还有清廷和沿海商人集团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关系。刚好碰上了18世末到19世初之交大运河运输出现危机，使京师所赖以生存的运河漕运中断，上述这三个因素才结合起来真正起了作用。

这三种因素的结合改变了清皇朝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的东北战略观，并促进清朝对沿海地区采取新的管理措施。第一，这种新战略恰好把东北沿岸纳入了那个更大的沿海*经济关系网中；第二，促进中国漫长沿海地带商业网络的形成；第三，再一次肯定并加强了有关商业、税则、地方安定及城市管理等沿海行政方面的官民协作。这一切都影响了19世纪清朝对沿海地区的治理、对西方贸易和航运新方式的适应，及对西方的科技、行政管理方法与知识的有选择的吸收（注：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本篇论文探讨了清朝东北沿海地区战略的由来与演变：起初清朝加强了该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并把它同外界孤立起来，后来——具有讽刺意味地——又在19世纪初鸦片战争以前，转而促成了它和沿海运输网的联系。本文重新讨论了近来几部论述清朝建国的著作中所涉及的关于早期东北战略观形成的问题。

清朝三个京都的建立 

综观中华帝国历史，战略上的当务之急每每牵涉到对都城的治理。这些必须立即考虑的东西都围绕着*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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