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丰末年开始，丹噶尔地方的穆斯林群众因宗教纷争而引发为反清斗争，在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动荡中，使繁荣的丹噶尔民族贸易急剧萎缩和萧条。《丹噶尔厅志》卷五言：“至咸丰、同治久经戎马，番货委积，顾问无人，丹地商业之衰，未有甚于当时者也”。这数十年时间便是清代丹噶尔民族贸易所经历的中衰时期。

光绪时期是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回升时期。这一时期，丹噶尔地方的民族贸易随着战乱的平息而逐渐得以恢复。“每年进口之货，推其报数约四十余万，较之曩昔，仅三分之一耳”[18]。可见，尽管有所恢复，但远不及鼎盛时期，市场凝聚力已大为弱化了。《丹噶尔厅志》卷五称，此一时期“藏番之货，西泄于英吉利、印度之商；玉树远番之货，南泄于打箭炉、松茂之川商；蒙古近番之货，北则甘、凉、瓜、沙，南则洮、岷、河州，无所不之。”值得注意的是，光绪朝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回升与外商在西北的羊毛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丹噶尔厅志》卷五言：“嗣因收买羊毛之商来者日多，各项皮货贩者亦众，故货、价皆蒸蒸日上，视曩昔（按指同治时期）似大有进步矣。”所谓“收购羊毛之商”，所指主要为洋商，清末丹噶尔“每年有洋行十余家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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