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诚)诸教授平日谆谆教导的“救亡不忘读书”、“读书必须把汉学从日本东京抢回中国北京来”，清史与满族史当然是我们和日本学术界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日本学者之所以敢于夸口汉学之中心在他们那里——东京。并非在其他所有研究领域均比中国学者领先了多少，不就是因为在清史与满族史方面比我们领先了一些嘛?而日本国内一般学人之所以积极研究清史与满族史，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不惜任何重大代价去搜集史料、图书和档案(不但尽量搜集在黄河流域的一切有关资料，而且扩展到连长江流域的一切资料也包括在他们搜集范围之内)，另外重礼延聘日本国内一部分与此有关的一流学者，考察东北的风土人情、考古文物，论证开原、铁岭以北吉林、黑龙江大片土地之均非中国领土，妄图将“满洲国”从中国版图上脱离出去，使之有历史根据，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的合法化。
我从此时开始立志专攻清史与满族史为生平的主要目标时，两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并告诫我说，日本人搞学问的确有他们的一套，目前他们研究水平以及他们占有的资料和出版专著也均比我们强，如果想要超过他们，绝非一人一朝一夕之功，不能急于求成，还是要先打好学问功底，坐下来坐它十年二十年冷板凳再说。我也就从这时开始，私下决心：非有关清史与满族史的问题，宁搁笔不写。解放前夕，我开始撰写的两篇清史处女作《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1，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发表的。解放后不几年，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初步学习与体会，我又撰写了另外两篇关于满族史的文章《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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