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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西北边疆史地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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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1: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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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郁然为一代巨子，“自塞外归，文名益噪，其时海内通都下游者，莫不相见恨晚”。10徐氏又与沈、张穆、魏源、龚自珍、何秋涛、何绍基等人交往较深，他们关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莫不受其影响。
创始期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除上述祁、徐二人外，部分封疆大吏也参乎其中，如永贵撰《回疆志》，是书不仅记清廷勘定回疆始末，且有关“天时、地理、山川、城郭、官阶、户口、贡赋、典制、风俗以及耕织、物产核时之有，无不周详”。11另有松筠《绥服纪略》等书，于西北边疆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归纳起来，这一阶段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有如下特点：
1、著述立足于实地考察，真实可信。清儒佞古成癖，一切学问皆从纸上得来。刘献廷早在清初就提倡探求“人地之故”12的考察学风，并曾身体力行。创始期的西北边疆史地学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祁韵士自述其《西陲要略》写作时说：’赤奋三岁，余奉谪池，囊笔自效，顷思新疆二万余里，为高宗纯皇帝神武独辟之区，千古未有，余既得亲履其地，多所周历，而昔年备员史职，又尝伏读御制文集，诗集及平定准噶尔，回部方略二书，故于新疆旧事，知之最详，颇堪自信。”13徐松出关后“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近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14他们所持的调查研究态度，一反乾嘉学者埋首古籍之习，故其著述翔实全面，质切可信。
2、著述具有较强学术性和系统性。和清初以及清以前有关清代西北的著述相比，这一时期著述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主要原因是此时正处乾嘉末期，学术务求精致细密，要求广参博证，创始期的学者亦不例外。祁韵士的《西域释地》，“掇闻见录诸书中之可信者，证以所见，纂为二篇，附载书后，俾后之人知所折衷云”15。并广泛参考汉以来的西域有关文献。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则补充了颜师古以来的各种相关资料。其次，创始期的著述，一改往昔记载残缺零散和范围较小的缺陷，他们对各种资料博采兼搜，掇拾遗残，采摭缀辑，汇为一编，并注意从整体上宏观把握研究对象，使宏观概括和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著述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祁韵士在所有著述中，直接把新疆山川分为南北两路分而述之。徐松则在《西域水道记》中把全疆之水按其所汇归入十三个湖泊，从而使著述更为系统，更便于披览，并为后来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者所接受和沿用。
3、体现了颂扬和宣传清代大一统疆域的气概，这和清代前期开疆拓土的武功是相一致的。从这些谪戍学者的著述中丝毫看不出被谪之人的忧怨和愤恨，而是体现出由衷的对西北壮丽河山的赞美之情。故彭邦畴在谈到徐松的著述时说：“自来放逐之人其发为文章，大都反复以辩其诬愤，激以行其志，即或寓忧危之情，写劳苦之词，亦令观者读不终卷，愀然掩卷，此其皆返于中而不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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