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政策，推动清政府实施改革。此举失败以后，他就转而采取革命战争手段，推翻清廷。他对1901年清廷开始的维新改革，一直视为“具文”。1904年，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说：
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尔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惑，便相信那个政府已经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15](P251)
1906年与南洋华侨谈话时，孙中山又抨击清廷的预备立宪。他说：
近一二年，内外赞成革命者大不乏人，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彼满虏处此，万不能与风潮相抗拒，而又不能守一成不变之成法，以保子孙帝王之位。乃始下诏维新，以觇视汉人之志向；继则公然宣布立宪，预备九年之开国会，为笼络人心之手段，实假立宪之美名，以实行中央集权。稍有眼光者，多能知之。是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亦无怪其手段之辣矣。[15](P293)
孙中山还斥责拥护清廷革新、预备立宪的汉人为“汉奸”。1905年2月，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中孙中山说：
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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