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平均地权的孙中山，从他的思想理论看，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3个月，1905年5月中旬，他“访问了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第二国际），自称为中国革命社会党的领袖，同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书记胡斯曼进行会谈，他要求该局接纳他的党为成员”。[18] 

对同盟会政纲的上述分析，归结到一点，即它不切合变化了的晚清社会的特点。其后果则是限制了新兴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疏远了大众。这些大众包括：广大满族民众，拥护立宪的满洲贵族和汉族官员，以及拥护立宪的资产阶级主体——绅商。革命党人将自己缩小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朱宗震在《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中说：“支持孙中山的主要局限于华侨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少数有远见的资产者、会党和少数受策反的军队。”[19](P282)这个结论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四、16字政纲得不到资产阶级主体——绅商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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