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的特殊性还在于，租界当局虽然在租界内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但对于不触及殖民者直接利益的言论和行为，一般不加干涉。这样一种特殊格局，使租界无形中成为现代化推进者出击或保护自身的一块阵地。戊戌期间蓬勃兴起的报业便得租界庇护非浅。大凡依托租界、洋商的报馆，清吏虽虎视耽耽，但投鼠忌器，“不能兴文字之狱”〔26〕。后来人与西人评论说：清末上海报业发达的最大原因，“则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婴国内*上之暴力”〔27〕，近代中国报纸的历史是与外人的治外法权的特权享受有密接之关系，仅于此种特权保持之下，与在此种自治的外侨居留地内，中国的报纸方能成为现在的中国的社会生活里的一种要素”〔28〕。与此同时，章炳麟、刘光汉、于佑任、蔡元培等人利用租界不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格局，逃避清廷迫害，出版进步报刊，发表爱国、民主的言论，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尊心》一文中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安静的地方。中共机关也在很长时间里设在租界或租界边缘。“孤岛”时期，*党人利用租界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资本论》等一批书籍，在中国知识层中激起层层反响。鲁迅本人对租界批评甚多，但每遇反对当局的迫害，鲁迅多至租界或越界筑路的“半租界”避难，其杂文集“且介亭”的“且介”二字便是取“租界”二字之半而寓“半租界”之意。

作为西方世界在中国的飞地，世界文化名人杜威、罗素、萧伯纳、爱因斯坦、卓别麟等人都曾到上海租界逗留。租界内的教会学校在进行殖民教育的同时也传授新鲜思想和新鲜知识。租界内的西人报刊一面鼓吹殖民言论，又一面报道外部世界的消息，其间不乏议会选举、总统易人、妇女平等充满现代意味的内容。这些因素汇集一气，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的意义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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